一流的环境:上海与电竞,谁选择了谁?
去年,第九届dota2国际邀请赛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空前盛况恍如昨日。今年,电竞迷们又将在浦东足球场迎来2020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连续两年,全球电竞圈内最受瞩目的两项顶级赛事在同一个城市举办。作为主办城市,上海又一次拉近了自己与“全球电竞之都”的距离。
两场赛事呈现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热闹背后是上海在电竞行业绝对的领先地位:这座城市聚集着全国接近五成的主流赛事、超过八成的职业俱乐部、九成以上的头部赛事执行机构,以及贯穿上中下游的完整产业链。
电竞本身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机构的聚集更多是出于自主选择的结果。要想为这个果找到因,近几年上海密集出台的支持政策绕不开,但这已然是故事的后半段,只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当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在那个电竞仍未被主流社会普遍接纳的年代,我们发现,与其说是电竞选择了上海,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以她一贯的包容接纳了电竞。
“于无为时无为,于有为时有为。”这可能是对上海何以成为电竞中心最好的注脚。
“无为”即宽容
二十一世纪之交的那几年,电子竞技在中国开始萌芽。三五好友临时拼凑的战队去参加由网吧老板组织的赛事,是那个时候中国电竞的核心模式。
以成都、西安为首的内陆城市,凭借着生活节奏慢、学生多、个人电脑普及率低、网吧规模大等特点,成为了中国早期的电竞中心。
随着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简称WCG)、电子运动世界杯(简称ESWC)等全球知名电竞赛事在国内电竞爱好者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电竞的核心模式开始从网吧赛事向正规赛事转变,多数由玩家转变而来的电竞行业早期从业者也开始走出内地,向北京和上海汇集。
《中国电竞幕后史》作者刘洋在电竞行业从业近二十年,在他的记忆中,那个阶段,电竞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整个社会对于电竞还不是很宽容。
但对于当时尚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电竞,上海表现出了一贯的包容态度。因其商业化程度高,面对电竞赛事的申请,上海的场地供应方关注的是主办公司是否合法、公安消防协议是否齐全。这两样没问题,只要把钱交齐,场地基本都能申请下来。
又因其注重契约精神,办赛事的手续完备后,也很少会出现中途叫停赛事的情况。
据刘洋回忆,在上海办电竞赛事是向着越来越简单的方向在发展,“2006年我们做赛事邀请国外选手,还需要国家部委一级的批文。几年之后,主管部门就很少要批文了。”
在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朱沁沁看来,对于像电竞这样受到争议的新兴行业,上海政府在其发展早期采取一种无为的态度本身就代表着宽容,“无为、不设障碍可能是最好的态度。这份宽容提供的优质土壤,甚至比此后很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更有价值。”
几件小事
2005年,对于上海成为全国电竞中心是关键的一年。在此之前,上海本地的电竞组织主要是一些电竞爱好者自发组建的游戏论坛网站和玩家公会。在此之后,上海有了公司化运作的电竞机构。
用刘洋的话说,对于历史中的人而言,那一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只不过发生了几件不起眼的小事。
当时的中国电竞圈,《魔兽争霸3》(简称WAR3)如日中天。2005年,一个WAR3爱好者从美国回到上海,他的身份是IGE驻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IGE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虚拟物品交易商,主要业务从中国的《魔兽世界》游戏中收购游戏金币和装备,再卖给全世界,成本低,利润高,堪称一本万利。
作为一名电竞爱好者,这个负责人说服IGE投资了当时由上海人周豪(昵称ZAX)创立的热门电子竞技社区锐派游戏(Replays.net,简称RN),并支持周豪和裴乐(昵称King)创立了WE俱乐部,同时收购了一个视频制作团队GamesTV。
同年,另一家上海知名电竞机构PLU从早期的玩家公会转型为正式企业。周豪创立的世界级赛事“StarsWar国际电子竞技明星邀请赛”也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了第一届比赛,这场比赛邀请了包括韩国选手moon、荷兰选手Grubby在内的众多世界最顶尖的WAR3职业选手来上海参赛。
次年年初,第二届StarsWar在上海长宁国际体操中心举行,比赛全程使用了P2P技术进行视频直播,两天比赛有上万人次观众到现场观看,25万独立IP在线上观看。这场比赛第一次证明了电竞赛事中“线下大型赛事+线上直播+赞助商”模式的可行性。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知名电竞机构网映文化(NeoTV)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在几年后将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电竞赛事WCG中国区总决赛带到了上海。
这些早期的电竞机构基本由电竞爱好者创立,多数都是从松散的玩家团体转型而来。上海的城市文化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而这些机构也在公司化运作的过程中,为未来上海电竞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从业人员。
刘洋说,现在上海的电竞圈其实并不大,排前十的电竞相关机构的高层全部拉出来,大家多少都曾有过在同一家公司共事的经历。
而且,灵石路之所以能够成为“宇宙电竞中心”,也与那个时期有关。2006年,IGE收购的GamesTV担心没有视频传播许可证会影响后续发展,就与上海文广旗下的数字电视频道“游戏风云”合并成为了“游戏风云GamesTV”。
“游戏风云GamesTV”最初的办公地点在灵石路附近的幻维多媒体谷,之后的所在地也在距离灵石路不远的洛川东路上。因为“游戏风云GamesTV”举办了“全国电子竞技电视联赛”(简称G联赛),而且有数字电视这个输出渠道,所以众多电竞机构的选手、解说,以及台前幕后人员就开始频繁出现在灵石路附近。
之后,不论是老的电竞机构,还是老电竞人离职创立的新电竞机构,以及众多的电竞俱乐部,都不约而同地把办公地点选在了灵石路附近。
因为热爱,所以坚韧
上海电竞行业的早期机构几乎都是由电竞爱好者创立,对于这个有些奇怪的特点,刘洋给出的解释很直白:“因为不赚钱,所以只能靠热爱支撑。”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上海的电竞机构在之后的风浪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韧性。
在刘洋的认识中,2014年之前,国内的电竞行业整体都只是处在生存边缘,远远谈不上发展。
游戏节目在广播电视上被禁播是一大原因,更深层次的源头是行业本身的生态问题。在《英雄联盟》风靡全国之前,不论是《星际争霸》还是WAR3,国内电竞圈的热门游戏基本都是以盗版形式在玩家间扩散,“电竞的影响力再大,游戏研发商都赚不到钱,所以研发商不会出钱来赞助电竞。”
没了研发商这个资金来源的大头,国内电竞机构能够拿到的赞助就只剩下电脑硬件厂商,因为不论是从当时的社会舆论还是转化率考虑,以快消品为代表的主流广告投放企业都不会选择电竞机构。
“硬件厂商会投我们,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预算投不起电视广告。”刘洋有些无奈地表示,“因此,他们能投给我们的钱也很少。”
当时,大部分电竞机构的运营模式更像是广告执行公司,只是他们的广告形式基本以举办电竞赛事为主,而且在不能上电视、网络直播尚不成熟的年代,输出渠道也少得可怜。
刘洋曾是StarsWar赛事的商务。他说,他们公司已经算是当时行业内的头部企业,一年拉到了50万的赞助,举办赛事的成本和公司全年的开销都在这些钱里。“利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能过温饱线,我们就已经超过了同行业99%的企业。”
2006年,第二届StarsWar在观看人数方面创下记录时,刘洋和同事都很兴奋。但冷静下来发现,这些流量无法变成更多的资金,愿意赞助的还是只有硬件厂商,能给的钱也只有那一点。
“说实话,曝光量再大,一场赛事只能持续几天时间。从回报率上来说,赞助商给的钱也不算少。”刘洋说,“我们是被时代的瓶颈卡住了喉咙。”
如此单一的盈利模式也使得早期电竞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很低。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虽然国内电竞的热度依旧处在上涨期,但硬件厂商们的广告预算一砍,电竞机构们就瞬间掉到了温饱线以下。
上海的电竞从业者们像经历严冬的动物一样,进入了蛰伏状态。周豪停掉StarsWar赛事去了新加坡,裴乐带着WE俱乐部到处流浪找赞助,“游戏风云GamesTV”上百号人就地解散,频道被上海广电收回。
PLU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有NeoTV因为拿到了WCG中国区总决赛的运营权,靠着三星每年固定的赞助费,撑过了那一波行业严冬。
但是,对于上海的电竞从业者而言,他们并没有放弃电竞,只是在等风雪过去。
曙光来了
中国电竞行业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2010年。
那一年,第一批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第一批90后有了消费能力。与电竞共同成长的这两代人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后,电竞在社会舆论中的形象开始发生转变。
同时,优酷网在美独立上市引发视频网站发展热潮,视频网站上的游戏频道成为了电竞从业者们主流的内容输出渠道。而淘宝电商和互联网支付在大众中使用率的提高,也为电竞从业者实现流量变现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经济有所回暖后,周豪收到了赞助商愿意重新赞助的消息。2010年,他从新加坡回到上海,重新开始举办StarsWar赛事并收回WE俱乐部,刘洋也回到了公司。
但是,在刘洋看来,2010年的这一缕曙光更多的是照在了电竞圈的个体从业者身上,一些头部的电竞解说和退役选手通过解说视频+淘宝店的模式,终于证明了电竞的巨大流量可以变现。
而摆在电竞机构面前的,还是只有那条广告执行公司的老路,“只不过经济回暖以及输出渠道多了以后,赞助商愿意投的钱会多一些。”
据刘洋介绍,那个时候公司的盈利情况只是比收支相抵好一点。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公司运营StarsWar赛事的全职人员加上老板周豪在内就只有3个人。
后来,公司终于招了一个负责媒介的女生,她第一次来参加比赛方案的会议时,看到只有他们3个,满脸惊讶地问:“就只有我们几个吗?”周豪回答:“人少才显得我们厉害。”
2014年之后,直播平台的兴起,终于让电竞机构也吃到了国内电竞巨大流量的红利。但是,电竞机构得以变现,并不是因为在原有的广告执行公司模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他们发现可以转型成为MCN公司来赚钱。
“在行业内多年积累起的人气和人脉,让我们很容易在熟悉的领域发掘出有潜力的主播。”刘洋说,“现在,多数电竞机构的盈利大头都是来自于这部分。”
当红游戏的更迭使得电竞行业的核心表现形式也发生了些许转变。2011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电竞项目成了《英雄联盟》。不同于以往,《英雄联盟》的研发公司拳头游戏和运营公司腾讯明确知道电竞对于游戏推广的意义,而他们也可以从游戏的进一步推广中获得收益。
于是,拳头游戏和腾讯主动搭建起了《英雄联盟》的电竞联赛体系,这场赛事在一年当中会持续9个月的时间。受版权和选手档期的影响,《英雄联盟》联赛成熟之后,第三方赛事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得很小。除了少数获得联赛运营权的公司外,其他电竞机构开始向以直播为主的电竞产业下游开拓业务。
在电竞行业迎来曙光之后,上海也迎来了新一波的电竞机构聚集,目前业内知名的香蕉计划、量子体育(简称VSPN)基本都成立于2015年前后。这一次聚集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八成以上的电竞俱乐部选择落户上海。
有度的“有为”
发展至此,电竞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随着整个产业产值的不断增长,电竞产业也表现出了带动城市整体经济的潜力。
2016年,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正式开始运作。次年,上海首次提出了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目标。并在2019年明确,力争3到5年内,全面建成“全球电竞之都”。
据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朱沁沁介绍,其实早在2007年,市体育总会就已经成立了电竞协会。“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很早的。虽然在2016年之前,市电竞协会并没有实际运行,但可以看出,上海政府对于电竞的发展潜力很早就有一个积极的判断和认知。”
提出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目标后,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政策。在朱沁沁看来,对于电竞产业,上海从“无为”转向“有为”是基于大量的行业调研和前期沟通。而且,对于电竞这种完全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商业化已经远远走在政策化之前的行业,上海政府知道自己的介入行为本身要有一个度。
“最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绝对不是进来分蛋糕的,更不会干预已经成熟的商业赛事。政府看重的是电竞对于上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服务工作,目的是为电竞向上发展搭建更大的平台和绿色通道。”朱沁沁说。
服务工作的首要部分是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他表示,作为一个纯商业推动的产业,电竞行业已经碰到了一定的天花板。“早期的野蛮生长使得电竞始终无法摆脱灰色文化符号的标签,这导致虽然电竞流量的量级早就超过了很多传统体育比赛,但很多主流品牌在赞助电竞赛事时依旧会犹豫不决,因为赞助赛事这个行为与产品的美誉度挂钩,他们要考虑主流社会对于电竞的接纳度。”
政府能做的是给予电竞更多的正向引导。为此,2018年,上海实施了《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认可了7个项目电竞职业选手的运动员身份。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规范化界定,带动更多传统领域的资源来反哺电竞,商业资源只是一方面,目前传统体育项目积累的资源也在服务于电竞,比如英雄联盟负责选手身体和心理康复的人员是直接和国家女排团队对接的。”朱沁沁说。
对于行业具体标准的制定,也是上海政府服务工作的重点。目前,上海已经出台了涉及电竞场馆建设、场馆运营、赛事授权、赛事直转播等内容的四项规范。
“上海有机会在电竞领域拿到更多标准的制定权,这是我们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重要一环,甚至比拥有更多的头部赛事更重要。”朱沁沁表示,“当全世界都在参考上海制定的电竞标准时,上海才称得上真正的‘全球电竞之都’。”
2019年,首届电竞上海大师赛在新静安体育中心举行,集合了《地下城与勇士》、《守望先锋》、《魔兽争霸3》与《英雄联盟》4个项目。电竞如果想在体育竞技层面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单个项目的联赛外,不能没有第三方综合性赛事。
“站在纯商业的立场,第三方赛事很难存活,而上海政府有能力去整合各方资源,并且站在为电竞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去组织这样一场第三方赛事。”朱沁沁说。